从现有资料来看,最早从性习关系讨论人性的是《逸周书·常训解》:天有常性,人有常顺。
因此区分历(观象授时)与历法(推步历术),对于考察历政而言是必要的。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
但古人祭天也不纯粹是为了讨好神灵,而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天真正丧失其宗教向度的,是近代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之后的事,历法节气不再是人们生活之需。总之,制历技术是尧能够统合华夏各部族、建立超越血缘与地域的历政的关键,即《大戴礼记·虞戴德》谓:天子告朔于诸侯,率天道而敬行之,以示威于天下也。这股宗教情感不但发生在钦服历政的天下臣民身上,而且也发生在仰观天象的圣王及其历官群体身上。畴人子弟即掌握历数知识者。
约三层次:第一层天道直接来源于制历活动所认知的日月恒星轨道,如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国语·周语下》)。我们很少看到直接描述帝形象的文献,而且商周天帝的性格基本是少言寡语的,多数时候筣仅简单通过灵龟示若与不若来对君主行动表示命否,而不像西方上帝那样通过先知之口将大量诫谕传与信众,以至于《圣经》被认为是上帝的语言。学,效也,《广雅·释诂》亦谓爻、象、放、视、教、学,效也。
孔子继承并突破性地发展了这种观念。故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53Nicholas Davey,Unquiet Understanding:Gadamer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Albany,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p.43.54何卫平:《伽达默尔的教化解释学论纲》,《武汉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不过这个说法不见于《论语》,而见于《韩诗外传》卷八:鲁哀公问冉有曰:凡人之质而已,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冉有对曰: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
12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4页。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
与此类似的说法又见于其他文献,如《大戴礼记·劝学》《尚书大传·略说》《说苑·建本》等记载孔子多次说君子不可以不学,《墨子·公孟》也记载孔子后学公孟子说君子必学。人们更愿意将相关的反思和探讨称作为学之道或为学之方。基于为学之道的这些基本观念,实际上是从诠释者与诠释对象的关系以及诠释目的、诠释任务、诠释标准、诠释途径和方法等多个方面,规定了实施和反思诠释活动的基本路径与问题意识。(参见孙周兴:《试论一种总体阐释学的任务》,《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洪汉鼎教授则指出,现代西方诠释学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揭示性和阐发性的阐释(Auslegung)概念代替了具有客观性和描述性的解释(interpretation)概念而成为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
随见别白,则当然者可以名言矣。【19】第二,学即是效,教则是使人效,如《说文解字》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8子安宣邦:《孔子的学问——日本人如何读〈论语〉》,吴燕译,北京:三联书店,2017年,第43—44页;又参见此书第24—25、39、41页。14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96页。
《论语》记载孔子多次劝人读书:(孔子问其子伯鱼)学《诗》乎?对曰:未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
因此可以说,整个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实是在强调读书学文的儒家思想的推动和影响下逐步兴起的。冉有所谓臣闻之自然是指闻之于他的老师孔子。
正因学文如此重要,所以孔子不仅将文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且在孔门四科之中特设文学(《论语·先进》)一科。18最迟到商代又引申出用作名词的学即学宫、学校。因此孔子虽然极重读书,但其目的是学为君子,是始终指向实践并且就在实践之中的,所以不能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承传斯文、修德弘道,就是畏圣人之言和畏天命的表现,正如程颢所说:‘畏天命,则可以不失付畀之重。陈来指出,讨论如何成为圣人、君子的问题其实就是探讨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如何成为这样的人的问题。【34】可见文确可释为道。
早在《尚书·皋陶谟》中知人安民就已成为治国之要,但在孔子之前所谓知人主要是出于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政治需要。但孔子比子产多了一个关键性看法,即强调入政前所学,不仅是传统的仕官之学,还特别需要通过读书来学。
其中第一个方面是对诠释活动之本质的自觉,第二个方面是对诠释活动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自觉,第三个方面则是对诠释活动之实际操作的自觉。总之,只有知人才能修德致道,或者说才能真正把握人文领域的真理。
孔子强调的学中之思亦即觉知活动,实际上就是今天所说的一般诠释活动,只是他并不将其从学中剥离出来而单独称为诠释活动。结论综上所述,孔子提出了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要成人、成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君子之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和把握(思与觉)。
由孔子所彰显的这种诠释自觉,则使得以经典诠释为主的读书学文成为每个儒家学者都必须自觉从事的活动,不如此便不能成为君子。以己之未知而效夫知者以求其知,以己之未能而效夫能者以求其能,皆学之事也。进入专题: 孔子 诠释哲学 。(参见洪汉鼎:《论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7期)2Steven Van Zoeren,Poetry and Personality:Reading,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1-2.3参见《国语》之《晋语四》《晋语九》《左传·昭公十八年》胥臣、栾共子、范献子、闵子马等人论学语。
又《公冶长》篇: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作为学习者,诠释者的禀赋、经验、境遇和关注等也总是各不相同,因此必定是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论语·子张》),但也莫不有道存焉。
至于《易传·系辞上》说: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同时,知人也是一项安人的工作,即通过准确了解其人而给予其恰当的承认。
37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0页。自觉方面则既包括对存在意义和存在方向的自觉,也包括对整个存在方式的自觉。
【4】孔子虽然并未完全弃用这种君子概念,但从《论语》中可看出,他已明确标举一种新的君子概念,即不再指有位者,而是指有德者。(《论语·述而》)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徇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说文解字》说,放也,段玉裁注曰:放、仿古通用。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如《说文解字》说:斆,觉悟也。换言之,根据学以成人说,所谓效果历史归根到底是因为有人才有效果,其中不仅有无数无名的人,更有许多有名有姓并被后世奉为典范和榜样的人。
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55黄小洲:《伽达默尔教化解释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0页。
子夏也说: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孔子称赞子贡与子夏始可与言《诗》已矣,相当于说他们已懂得如何正确地读《诗》乃至读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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